第 26 部分阅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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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晚，古尔特夫妇来吃晚饭。合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基督教神职人员，其他地区也是这样。古尔特先生正在训练12个年轻人，他们将成为福音传道者。
6月13日，星期二我们学校一名高二学生的父亲刚刚被关进监狱。他好像被任命为一个有500个家庭的区域负责人，在这个区里有反日情绪，而他要对此负责。城市里实行了非常严格的互保制度，每5家、50家、100家和500家各有一个负责人，在任何一组里，如果出现任何反政府或反日活动，负责人都要负责。
今天的工作无数次被打断，一事无成。老花匠老邵非常恐惧地来找我，因为，他的一条看家狗咬了一个在附近游荡的士兵，他被要求到一个军队总部去，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带去。他中午平安地回来了，但他说还要再去一次。
魏特琳日记1939年（六）（3）
下午4时30分。我们10个人在贝茨家开会讨论下学期的城市教育计划，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可靠而又完全称职的教师，尤其是管理者。此外，还有招收过多男生带来的问题。我们指定了一个4人委员会，明天（星期三）具体讨论这一问题。
晚上7时。清教徒们在海伦·丹尼尔斯家聚会。刚从北方回来的拉尔夫·韦尔斯博士报告了他访问的情况。31个清教徒传教站中的20个位于占领区。每一个地方的教堂里都挤得满满的。北方的教会学校人满为患，但今年的形势比去年稍好一些。10时，我们收听了重庆的广播。
我们对成都和华西联合大学校园遭到轰炸感到难过，下一次又要轰炸哪里呢？6月14日，星期三今天很热，也没有要下雨的迹象。连续下一个星期的雨也不算多，褐色的土地已经干裂了，可怜的农民们！今天算5月的账，先要算家庭手工学校的账目，然后再算学校的总账目。等瑟斯顿夫人接管财务后，我就可以轻松了。
中午，林弥励请格里希小姐吃中餐，瑟斯顿夫人和我也受到了邀请。饭很简单，但味道很好，尤其是鲱鱼。
下午2时。贝茨、米里亚姆、陶先生、陈牧师和我开会，进一步讨论下学期各个学校面临的问题。我们一致认为，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员和资金同时开办一所男子中学和一所女子中学，相反，我们同意继续保持目前的班级数量。
初一和初二的学生在4或5个教堂中心上课，初一到高二的男生在金陵大学上课，初二到高三的女生在我们学校上课。教材的问题还要研究。
据可靠消息说，上星期六晚上，有两个日本士兵在日本大使馆的晚宴上被毒死。
今晚报纸上没有关于成都的消息。
晚上6时。瑟斯顿夫人请了9位高二的女孩子吃晚饭。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小型晚会，但是，这些女孩子有些沉默寡言。
据证实，15名基督徒被关进了杭州的监狱，其中包括10名优秀的普通信徒、3位牧师和2位老年人。他们要求其他基督徒继续为他们祈祷，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他们的消息。他们入狱的惟一原因是，一个分站的基督徒在受刑时，供出了他们的名字。
6月15日，星期四感谢上帝，下雨了。晚上10时，当我写日记时正下着雨，雨不大，但下个不停。干涸的土地和枯萎的树叶肯定盼望着这场雨。一整天都像是要下雨的样子，但没下，直到晚上才下。
上午，我去美国大使馆取我们于1937年12月2日放在那里的贵重物品，其中包括瑟斯顿夫人结婚用的银器。虽然曾沉入长江底，但银器还没怎么生锈。今天下午，我还归还了佩克先生的美国国旗，这是我在1937年八九月份借来的，它和其他旗帜一样保护了我们和其他美国人的财产。
晚上，袁小姐为薛玉玲（音译）举行了告别晚宴，她明天将和瑟斯顿夫人一起去上海，这是她去秦皇岛漫长旅途中的第一站。
城市以南的地方遭到猛烈轰炸，我听到的一种解释说，游击队离城市只有5里，轰炸是为了把他们赶走。
6月16日，星期五天很凉快，雨也停了。昨天晚上的小雨使树木不再枯萎了，但对于准备浇地种稻子的农民来说这是不够的。
早上7时30分，瑟斯顿夫人和薛小姐离开南京去上海。她们是坐出租车去车站的，一个送信的男孩陪她们去。
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算5月份的账。明天要写一封与此相关的信。
天津和湖南的形势看来很糟，最终会是什么结果呢？在欧洲，波兰边境的形势似乎更糟了。
今天早上，贝茨收到了从成都发来的一封电报，说一个中国人——可能是一位职员被炸死了，陈博士的房子被炸坏了，显然，教室也没有躲过轰炸，但是，学生们将继续上课。
今晚我去伊娃的平房并住在那里，瑟斯顿夫人现在在上海。在和其他85人住在一幢宿舍楼之后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喜欢一个人住，因为，这样太寂寞了。
6月18日，星期天今天早上，凯瑟琳和我又带着初一的女孩子们进行了一次简单的野餐。她们唱着喜欢的歌曲，一直呆到10时。她们也说了一些话，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话。我给她们讲了我们下学期的计划。
今天没有日本人来，事实上，最近几周他们来得很少。
下午2时30分～3时30分的会议结束后，我不想去参加英文礼拜了，而想参加晚上7时30分学生们的礼拜。通过全权负责安排祈祷仪式，学生们在演讲和主持会议的能力方面有了很大进步。她们在与他人合作和制定计划方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
星期一下午5时50分，我要参加南京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的会议。
6月19日，星期一现在是星期一晚上，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在下雨，虽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，但至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
据说有很多人被逮捕了，目的是要抓一个与在日本大使馆投毒案件有关的人。听说大使馆里传出了喊叫声——有人正在被拷打，但是，我无法证实这些传言。
今晚6时30分，我去参加南京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的会议。我们计划今年夏天救济360名营养不良的孩子，除了教育他们外，还要给他们提供足够的食物。我们在邻里之家安排30个孩子。
魏特琳日记1939年（六）（4）
我在伊娃的平房里住得很舒服，但还是觉得离学生太远了。我认为，我更喜欢住在集体宿舍里，尽管那里的生活更艰苦一些。
天津的形势看来很糟，结果会是什么样呢？6月20日，星期二今天下午4时30分，教会联络委员会的15位成员在明德中学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。我们决定了很多事情，其中包括：1 像现在一样，在4个中心的初一和初二年级中继续开设混成班。
2 如果可能的话，改进这种班的设置，从半天上课延长到全天上课。
3 初三年级将包括： （1） 在金陵大学的男生们；（2） 卫理公会教会中心的男女学生们；（3）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生们。
4 高一、高二包括： （1） 在金陵大学的男生们；（2）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生们。
晚上7时30分。我去科妮莉亚家参加为安娜举行的欢送晚会。我们过得非常愉快，这是一次提前举行的送行晚会，我想安娜已经参加了7次这样的晚会了。
6月21日，星期三下午4时。我们举行了教职工会议。这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，需要研究下学期的计划。我们的慈善委员会宣布，这学期募集到的资金约240美元，分发情况如下： 100美元——用于帮助西部贫穷的儿童；100美元——用于帮助南京的贫穷儿童；40美元——用于帮助重庆的孤儿。
晚上7时。我和布兰奇举行了野餐晚宴，参加的有9位客人，他们是杨牧师及夫人、露西·陈、莉迪亚·唐、林弥励、袁张氏、哈丽雅特、凯瑟琳和罗小姐。今天是五月端午节，我们吃了糯米粽子。晚餐很丰盛，有童子鸡、新玉米等等。
6月22日，星期四今天很热，身上黏糊糊的。不管我怎么努力工作，总有做不完的事。
晚上8时。我在美国大使馆吃自助晚餐，这是为米尔斯夫妇举行的告别会，除了格拉斯福特少将外，还有4位来自美国军舰“吕宋号”的军官参加。总的来说，我喜欢这些人，他们看上去很好，但我总希望美国人能更好一些。
上午，钱牧师在教堂的讲话很精彩，他的布道总是很精彩，唱的赞美诗也很动听。
6月23日，星期五从维也纳来的犹太人赫尔·鲍尔（Herr Buer），现在在南京调试钢琴。我们请他清洗、检查我们所有的钢琴，并为我们经常使用的钢琴调音。我们还请他把我们给难民用的钢琴也调好，我们有很多这种钢琴。
6月24日，星期六今天的天气极差，闷热、潮湿，还刮起了大风。在办公室里几乎无法工作，如果把窗户打开，打字机上的纸就会被风刮走，不开窗户又热得要命。
被关进监狱的5个年轻人已经被释放了，我不知道详细情况。我们一个学生的父亲也被释放了。
早上收到了吴博士的一封信，她详细地讲述了6月11日的轰炸。图书馆旁落下了两枚哑弹，这样，我们的人奇迹般地逃过了劫难。
吴博士希望我去上海参加一次会议，但是，下星期有数不清的工作要做。这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周了，我怎么可能去呢？6月25日，星期天晚上下了一夜的暴雨，农民们肯定很高兴。今天早上我们第四次、也是最后一次的野炊早餐在体操房的平台上进行。这20个女孩子是我们实验班学生中最穷的。我对他们所选的《我们的国家在你手中》、《上帝是我们的好朋友》等歌曲很感兴趣。她们都说，她们学习并不努力，但觉得身体越来越健康。
虽然下着雨，下午2时30分，还是来了不少附近的妇女。
下午5时，我们为学生举行了一次特殊的礼拜，这是她们这学期最后一次礼拜。每个班级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喜爱的赞美诗。她们的选择是： 高一、高二： 《请安静，我的灵魂》；初三： 《只因我是你的》；初二： 《日落西方》；初一： 《我们热爱我们的家园》。
礼拜快结束时，这学期加入教会的15位女孩子走到教堂前面，杨牧师单独为她们做了祈祷。
他的祈祷词是曾被钱牧师誉为优秀的布道词： “我不祈祷他们远离世界，我祈祷他们远离邪恶。”他试图让她们明白，当她们暑假期间住在家里的时候，她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。
6月27日，星期二格拉斯福特将军今天来拜访我们，并带来了很受欢迎的礼物——一箱柠檬。他看上去是一个善良、真诚和关心别人的人。
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计划下学期家庭手工学校的课程安排。空气潮湿，很难安心工作。
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： 是否安排去青岛度假。
天津的形势看来更糟了，他们的势力将继续扩张吗？反英情绪会不会增强呢？西方列强会采取什么行动呢？今晚，城市以西似乎有中央政府的飞机活动，可以听到猛烈的防空炮火声。
工作，还是工作，由于工作不停地被打断，所以劳而无功。瑟斯顿夫人开始替我分析账目，对此我很感激。
下午4时30分。我和洛伊丝、凯瑟琳一起去中华中学（这是一所基督教女子学校），开始调查那里的建筑，记下了需要维修的地方。
晚上7时30分。凯瑟琳举行了一次墨西哥式的晚餐会，有14人参加，大多数是商界和外交界人士。她的小狗博茨逗得大家很开心。
可怜的哈丽雅特患了某种肠道疾病。
魏特琳日记1939年（六）（5）
6月28日，星期三又是一天的工作，却没有精力做完该做的事情，哪怕是做完一半。
今天收到上海一位年轻人的来信，他本来答应来南京工作，但又害怕如果来了会被抓壮丁。
晚上，瑟斯顿夫人举行了一次令人非常愉快的晚餐会，参加的有索恩夫妇、斯坦利、史密斯、贝茨和安娜。安娜明天早上将离开南京去度假。我们的话题转到已经谈论了很多次的问题上： 在占领区工作，还是在非占领区工作？当然，每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工作，最缺乏的是可以在两个地方工作的人员。我对那些不敢在占领区工作的人的建议是： 去西部。
6月29日，星期四世界看上去整洁而纯净——至少我们校园在上星期的雨后是这样的。剑兰非常可爱，在我们的大厅和南画室教堂里摆满了大束大束的花。
钱牧师在教堂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告别演讲，我们唱了一首非常适合我们的赞美诗，这首赞美诗就像专门为我们写的一样。
下午4时。初三的学生表演了特殊的节目，好像她们很快就要毕业似的，虽然，我们取消了期终复习和毕业考试。
下午2时。来了一些日本人，包括3名军人和另外4个人。他们希望四处参观一下。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，但他们似乎对我们很了解，尤其是我们的实验班，他们甚至希望参观这些班级。今天几乎没有班级上课，但我还是领他们参观了一堂中文课。他们还问了许多有关学校的问题。
高二的英语俱乐部下午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，她们交给我一份班级年刊。这是她们花了几个小时编辑的，我很喜欢。
晚上，约翰·马吉放映了一些电影——是一些滑稽片。他没有邀请多少人，但房间里挤满了人。
6月30日，星期五就这个季节而言，今天的天气很凉爽。晚上的夜色很美，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夜色，但对许多人来说，这意味着他们将被飞机炸死。
上午9时～12时。召开了本学期的最后一次会议，每个班级都要用20分钟时间，展示她们本学期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。我们是在南礼堂开的会。学生们本来想使用大教堂，但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最好收回学生的一些权力。
晚上，我们在校园的大草坪上聚会，我累得筋疲力尽，不想再思考任何问题。心情也很不好。
魏特琳日记1939年（七）（1）
7月5日，星期三我早晨5时即起床，并理好行装。6时30分，我与瑟斯顿夫人一起吃了早饭，7时动身去下关火车站。我们乘坐两辆汽车，学校送信的魏带着行李乘一辆车，哈丽雅特、李先生和我乘另一辆车。我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城门，只是李先生和魏被迫下车脱帽致敬。我们没费事就买到了三等车票。很高兴我买的是三等票，因为，我们的票是在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几个座位，这比坐二等车厢凉爽多了。米尔斯夫妇坐的就是二等车厢。
我们于下午2时30分安全抵达上海，等了约一个半小时才拿到通过检查的行李。我们乘出租车到了潘亭（Petin）大街7号。一路上并不太累。中国乘客也不像一年前那样，在火车上以及售票处备受欺辱。除了三等票之外，现在还有一二等车票出售，这样三等车厢就不那么拥挤不堪了。从南京到上海的路上，我们看到庄稼长势茂盛，稻田里一片绿油油的。我们目之所及，农田似乎都没有撂荒——农民确实是属于土地的，他们不管国家的政局如何变幻。沿线各车站周围有许多工事，让人感到侵略者是准备在此长期盘踞下去，绝不会轻易撤走的。
7月6日，星期四～7日，星期五这两天我尽忙于琐事，不过，也很高兴和一些朋友聚了聚。
到上海后，我立即设法办理去青岛的上岸许可证，据说这个证件是非有不可的。我到日本领事馆去了三趟，最后又等了两小时，才总算把这个证件办妥。在办证件过程中，我催请一位年轻的日本人是否可以办快一点，不然我就赶不上一次重要的会面了，而他却说： “军务不得草率。”真希望路上需要的全部证件已一应俱全——美国护照、上岸许可证、霍乱疫苗接种证明。倒霉得很，我弄丢了伤寒防疫证明和天花防疫证明，这些证明本可以省去我不少麻烦。我以后再不会这样粗心了。
昨天下午，我们学校的35位校友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驻上海办事处和我聚会，今天下午，又来了1939年毕业的9位学生。我已事先写了信，所以她们知道我来。
7月7日，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两周年的日子，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，但是，仍能看到新增了一些措施，以防止突发事件。一车车的警察在大街上来回穿梭，到处都可见新增的小股警察在小巷里来回巡逻。
星期四晚上，我参加了一次非常愉快的中餐宴会，由丽明夫妇和安娜小姐请客。除我之外，来的客人还有保罗夫妇、马克斯一家、米尔斯夫妇和古尔特夫人，亲爱的黄老太太也来了。
7月8日，星期六～9日，星期天上午9时。我们乘出租车去了码头。我们所乘的船是英国巴特菲尔德斯怀尔（ButterfieldSwire） 航运公司的“森金号”。现在反英情绪高涨，如果我们不能在青岛顺利上岸，也丝毫不会让我感到意外。
旅程舒畅、平静和安适。我和维克·莫西诺西的船舱很舒适，我们懒洋洋的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呼呼大睡。美国军舰“吕宋号”上的杰拉尔德（Gerld）舰长及夫人也在船上，他们非常友好。
今天（星期天）下午2时左右，我们上岸了。因为乘的是英国船，所以我们通过海关时颇费周折，不过还不算太糟糕。下午5时，我们终于安全到达了目的地，总算又安然过了一关。
如果再能这样平安地回到南京，我就更心满意足，感谢上帝保佑了。青岛还是那么可爱，只是不太凉爽。
7月10日，星期一休假的第一天，我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度过的——累得浑身酸软。今天的气氛有些紧张，城里发生了好几起反英抗议活动。一群中国年轻人朝英国商店、银行和办事机构扔石块，到处可见砸得粉碎的玻璃。一些中国的裁缝师傅和农民告诉我们，他们被迫将店里和家中的小伙子送去参加这些抗议活动，而带头的是身穿中式服装的日本年轻人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可以在日本堂而皇之地宣传： “中国群众举行暴力活动反抗外国人，一心要把他们赶出中国，维护东亚的新秩序。”在这里，即汇泉湾的住户已全部断水，不过很快就要向美国和德国的住户重新供水了，但英国的住户没有指望。
7月11日，星期二～8月13日，星期天如果假期里坚持每天写日记的话，那我的毅力是远远不够的，而且，在我看来，这样也太乏味了。
五周的假期一眨眼就过去了。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睡觉，夜里9小时，下午两小时。
每天我最多到海滩上去一次，不过月圆的那一周，我每天都约上几个朋友在月光下游泳，真痛快！只有在此时，我才能忘却中国那些正束手无策遭受日机轰炸的城市。由于日光，我的皮肤晒得黑黝黝的。整整四周时间，青岛炎热而干燥。不过青岛的居民都说，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炎热和干燥，对青岛来说是家常便饭了。实在太热了，不适宜长途旅行或骑车。
在青岛的几星期，我数次与山东内地来的传教士交谈。他们大多数人都告诉我两个情况： 一是人们对基督教的兴趣有所增加； 二是教会主办了一些宗教教育项目。在山东潍县，传教士们正着手一项大规模的培训计划，为当地的教会培训尚未信教的年轻工作人员，而以前这项工作是由官方注册批准的教会中学负责的。星期天上午，传教士们在各乡村的星期天学校集中了约1200名儿童，由正在接受培训的青年教这些孩子。另外，传教士们还面向农村的男女教徒开办了一些机构。为了满足农民教徒的需要，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比以前更重了。
魏特琳日记1939年（七）（2）
看来教徒是不畏艰险的，他们照样穿梭往来于各村之间，自发地用中国乡土小曲简单的调子唱赞美诗和诵读圣经经文。他们乐此不疲，唱得津津有味。
我在青岛期间，许多加拿大传教士从开封来到青岛，这些人是为反英运动所迫而离开他们的岗位的。最初，他们决定坚守岗位，即使他们的佣人被迫离开，他们也要坚持下去，自己做饭、买菜、购物。但是，不久，他们就意识到他们留下来会殃及中国教徒，而且，事实上任何人只要与他们有牵连都会遭殃——卖食品给他们的商人，水果、蔬菜贩子等无不如此。他们离开开封之前，最后一次吁请傀儡政府中的一些中国官员允许他们留下来，但是，得到的答复是爱莫能助，因为，是上级命令驱逐他们的。一位直爽的官员说： “你们能自由离开这里就已经是身在天堂了，而我们是在地狱！只能待在这里受罪，没有一点盼头。”这些加拿大传教士走后，教堂和传教士的住宅被关停或封闭了。我们希望它们被封闭，这总比遭到洗劫要好。程牧师是他们那里一位极好的中国牧师，他住进一所美国人的房子。他在基督教青年会当秘书，每当星期天，他就和为数很少的教徒在青年会聚会。
从青岛回上海的路上，我与一位山西国际传教理事会的传教士长谈，他也是位英国人。他们那里一共有70人，他感到大多数人在山西也迟早会待不下去的。他详细而生动地叙述了一天晚上，那些传教士的房屋被一群中国人拆毁的情形，并说，那些拆房子的中国人看上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愧。
北平的局势越来越糟，日军中的宣传官员正在煽动一种赤裸裸的反英情绪。
我在青岛借居的那户人家里还住着莫德·波尔斯（Mude Powles）， 一位现居日本友人的妹妹，还有从日本来的另外两位年轻人，其中一位是传教士。了解他们的观点是有好处的，但我们在一些时，尽量谈论我们共同的观点。莫德从事的工作非常有意义。她在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熊本，坚持开办一个“慈善区”。她对中国满怀挚爱，她能把许多道理解释给中国人听。她不畏强权，以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反对战争、反对社会上各种罪恶的立场。不过，她好像不了解中国时局的真相，我想，这是因为她通过邮购来得到有关信息的缘故。
我们的房东沃尔特·奥利弗斯（）夫妇，于8月1日又回他们在掖县的机构去了。他们觉得必须始终有外国人坚守在机构里。真不忍心看到他们冒着酷暑回去，连个伙伴也没有。虽然他们是美国人，但谁又知道他们在山东到底还能待多久？8月12日，星期六～13日，星期天8月12日，我乘船从青岛出发，13日回到上海。上海很热，但可能还比不上青岛。
8月16日，星期三下午2时去海关码头接鲁丝·切斯特，她是乘坐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轮船来的。4位学生，确切地说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4位校友，从码头乘小船去接鲁丝，这4位校友弄到了通行证，而我们其余的人只能在码头止步。鲁丝上了岸，随身行李通过了海关检查，然后，我们立刻乘出租车去了照相馆。那家照相馆拍护照上用的照片，立等可取。鲁丝照了像，我们又乘出租车去日本领事馆。当我们到达时正赶在领事馆关门之前。几个星期前，鲁丝在申请来南京的护照时，就已经把照片寄给了美国领事馆，但是，照片转交到日本领事馆后就被弄丢了。
8月17日，星期四下午5时，我去了潘亭大街7号，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吴贻芳博士，这是我21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她。她根本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疲倦。很高兴见到和吴博士一起从香港来的纽夫人。相见后，黄丽明、吴博士与我们聚餐，然后，我们这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同仁倾心交谈，谈得多欢畅啊！我们先谈了学校的事务，又谈了学校未来的发展。
下午6时，八十多位校友聚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简单地吃了晚饭。多好的一次聚会！我们见到了一些已毕业的学生，她们是从非占领区来的，一路上历经种种艰险——飞机日夜轰炸，居民辗转逃难。黄孟姒（1922）从外地来了，她和丈夫以及3个孩子一度随武汉大学撤到四川夹江距乐山10公里。，在那里夫妻俩都病倒了。来聚会的还有其他人，如黄友黻（1922）和任倬（1919），我已有好多年没见到她们了。吴博士作了精彩的发言，其他人向大家表示热情的问候。这真是畅叙友情、欢聚一堂的时刻，我们甚至忘却了残酷的现实。
8月18日，星期五下午7时，吴博士在太阳宾馆设宴款待了一些朋友——黄丽明、鲁丝·切斯特、缪博士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缪镇藩博士。、欧内斯特·杨（Ernest Yng）校长、圣约翰大学的孙主任和我。设宴实际上是为了讨论体育专业出现的一些问题，以及涉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的有关问题。
8月19日，星期六今天，我和鲁丝回南京。凌晨4时30分我即起床，5时吃了早饭，5时30分动身去车站。我已去过美国领事馆办理了星期五上午离开上海的许可证。火车里很热。现在每天有两趟火车去南京，还有“红帽子”帮助拿行李。在南京车站，因为我们的有关证件已过期，我、米里亚姆和她的母亲不得不接种了霍乱疫苗。针头根本没有消毒，我毫不掩饰地说，我们讨厌这种做法，但是，我再争辩也是白费口舌。
魏特琳日记1939年（七）（3）
下午4时，瑟斯顿夫人举办茶会欢迎鲁丝的到来。现在，鲁丝的许多老朋友在南京。
8月20日，星期天～25日，星期五瑟斯顿夫人忙于财务工作。鲁丝忙着整理图书，清理书桌和书架。我忙着开秋季校务会议，还要写信聘请教师。王先生觉得南京的气氛越来越紧张，他担心外国人可能必须撤离南京。
哈丽雅特乘火车从青岛平安地回来了。程夫人正设法弄些秋天必须储备的东西，特别是煤。
仅厨房用煤就得花40美元，而且还限量供应。她买到了6吨无烟煤，今年冬天办公室里能生火取暖了。
8月26日，星期六今天我又要去上海，早晨7时离开下关，12时30分到达上海。沿线各车站周围在建防护墙，墙上有射击孔，“碉堡”好像也越来越多。天气非常热，像是要把人烤焦似的。现在，南京可以在日本人办的旅行社买到车票。我在一个车站看到了几个伤兵。上海站里放着一些脸盆，里面盛着消毒液。我戴着白手套总算不用在那种盆里洗手了，鲁丝也戴着我的一副手套混过来了。
8月28日，星期一～31日，星期四近三年中，我们传教团第一次举行会议。星期一下午，我们22名外籍传教士聚集一堂，这肯定是1936年夏天在牯岭开会以来举行的惟一一次这种类型的会议。星期一晚上是开幕式，欢迎与会的外籍和中国代表及友人，约有六十人参加。真的，此时大家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恩之情。保尔先生和马克斯先生从成都出差回来了，他们两人简短地叙述了他们这次出差的所见所闻，从中我听不出许多从西部回来的人那种千篇一律的乐观论调。
接下来的三天，我们讨论传教士碰到的各种棘手的问题。最让人头痛的是，决定我们今后在中国西部的工作发展计划。目前，我们的雇员有些在卫理公会教会工作，有些在联合传教会工作，还有些在非教会机构中工作。最终的决定是，欢迎所有雇员到东部来，并为那些主要雇员的返程做特别安排，其他人则安排进联合传教机构传播福音、访贫问苦，或是帮助照顾伤兵。我所在的两个小组日程安排得非常满，开完大会之余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小组会。会议闭幕时，我已筋疲力尽了。最后一天晚上，我们举行了同仁晚餐会，约四十人出席，中外代表都有。
9月6日，星期三最近几天大同小异，每天上午都开几次小组会，讨论即将开始的两个教育计划。今天上午，我和严小姐商议怎样安排两幢宿舍楼里的学生宿舍。有些人来访，其中大多数是父母带着女儿来恳求入学或是恳求减免学费的。
机密有个人来我的办公室里见我，见面情形很不寻常，但是，细节我不能透露。来访者是我认识的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。他见没有别人在场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小包，并把它打开。包在外面的白布上用汉字写着7个人的名字，名字下方有7点极小的血迹；包在里面的布上有7个写得大一点的人名，另外一些人名需要用某种化学试剂才能显影。他说，他们这7个人都是秘密工作者，为中央政府搜集情报。他们都同意在南京的各重要机构内任职，这样才能搞到情报。他要我明白，正是为了搞情报他才同意接受目前这一职位的。他为什么这么信任我，并告诉我这些情况？我不得而知，我只希望他不要让太多的人知道这件事。
今天中午，我们正在等凯瑟琳和骆佩芬（1939）时，却收到一封电报，电报中说： “周四独自抵南京”。但愿这并不意味着佩芬决定不来了。
我活得好像做梦一样。当然喽，欧洲还没有开战——千万别开战，千万不能！人们只能撕心裂肺地哭喊，只能向上帝祈祷，此外还能做什么？9月7日，星期四我们没登招生广告，但今天还是有32名女孩子参加入学考试，希望被录取，并安插进可能有空缺的班级里。我和王先生分头面试了每个女孩子，以便选拔和安排学生时尽可能做到各尽其能。除了一两个人以外，其他学生似乎都很好。真希望能把她们都收下来，但是，唉！接收不了。经济状况似乎比去年好得多，大部分面试的女孩子都能付得起学费。
太好了！今晚能开电灯了，这是两个月中的头一次，用电灯就可以节省300美元的油。
太好了！好像我们新的生物老师总算可以从上海过来了。
读上海来的报纸就像做了一场噩梦。当然，一场破坏性的持久战争打不起来了。我的心为英国流血。
9月8日，星期五～9日，星期六130名老生已返校回到实验班，估计还会有10人返校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还收了21名新生，并将其余被录取的学生作为预备生。王先生和陈先生忙着为学生登记，程夫人在和几位请求减免学费的学生谈话，我在安排日程表。凯瑟琳·舒茨和骆小姐（生物教师）今天到了。
林小姐很失望，因为只有不到30名学生登记上家政班。如果，南京其他女子学校没有开学的话，我们本可以收到约80名十几岁的贫困学生，但是，这些中学是免费的，即使是贫困学生，也愿意在家附近走读去上学，而不愿上学制仅一年的家政班，因为，上这个班有时得干些活。她们的这种选择到头来只会是白耗光阴，但是，她们看不到这一点。
星期六晚上，我为实验班的学生举办了聚会，约有400～600人参加。
魏特琳日记1939年（七）（4）
9月14日，星期四今天下午4时15分，我们在南山公寓举行了新学年的第一次教师聚会。我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了几位新教师： 数学教师严小姐、兼职化学教师叶先生、生物教师骆佩芬小姐和金陵大学1934届毕业生、英语教师王邦契（音译）先生。后两位是从上海来的。看来有关上海的神话被打破了。高居不下的物价至少是把王先生赶出了上海。
上海来的日报刊登的欧洲战况越来越令人沮丧，不是炸毁波兰的各大城市，就是炸沉了几艘民用或军用船只。但是，这看起来仍然令人难以置信，仿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1914—1918年恐怖的噩梦又在重演。
9月15日，星期五上个星期热坏了，但今天天气凉爽，需要穿件外套。昨天，瓦尔西·汉辛格·费希尔（Wlthy Hnsinger Fisher） 夫人来我们学校礼拜堂参加祈祷。祈祷结束后，她没有立即回去，而是看望了我们这些同仁，并和我们去实验学校吃了顿中餐。今天，她又来为学生开讲座，介绍甘地的生平及其政治、经济主张，讲座非常有意思。她深入、详细地介绍了甘地的乡村促进运动，其核心为重视纺织技能。
下午4时～6时。盖尔博士举办茶会欢迎费希尔夫人。今年还是第一次举办茶会，因此备受欢迎。茶会结束后，我们约有10人迟迟不走，想多听听甘地乡村办学计划的情况。很晚，程夫人、布兰奇、林弥励和骆佩芬才在400号宿舍楼吃了晚饭，接着又谈论了乡村促进运动和办学的话题，直到停电才结束。我们在考虑安排勤工俭学的学生做些纺棉线和毛线的工作。
艾伦·顾（Ellen Koo） 今天从上海来了，我们非常欢迎这位义务教师。她将住在500号宿舍( 南京大屠杀纪实:魏特琳日记 http://www.xlawen.org/kan/1598/ )
今晚，古尔特夫妇来吃晚饭。合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基督教神职人员，其他地区也是这样。古尔特先生正在训练12个年轻人，他们将成为福音传道者。
6月13日，星期二我们学校一名高二学生的父亲刚刚被关进监狱。他好像被任命为一个有500个家庭的区域负责人，在这个区里有反日情绪，而他要对此负责。城市里实行了非常严格的互保制度，每5家、50家、100家和500家各有一个负责人，在任何一组里，如果出现任何反政府或反日活动，负责人都要负责。
今天的工作无数次被打断，一事无成。老花匠老邵非常恐惧地来找我，因为，他的一条看家狗咬了一个在附近游荡的士兵，他被要求到一个军队总部去，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带去。他中午平安地回来了，但他说还要再去一次。
魏特琳日记1939年（六）（3）
下午4时30分。我们10个人在贝茨家开会讨论下学期的城市教育计划，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可靠而又完全称职的教师，尤其是管理者。此外，还有招收过多男生带来的问题。我们指定了一个4人委员会，明天（星期三）具体讨论这一问题。
晚上7时。清教徒们在海伦·丹尼尔斯家聚会。刚从北方回来的拉尔夫·韦尔斯博士报告了他访问的情况。31个清教徒传教站中的20个位于占领区。每一个地方的教堂里都挤得满满的。北方的教会学校人满为患，但今年的形势比去年稍好一些。10时，我们收听了重庆的广播。
我们对成都和华西联合大学校园遭到轰炸感到难过，下一次又要轰炸哪里呢？6月14日，星期三今天很热，也没有要下雨的迹象。连续下一个星期的雨也不算多，褐色的土地已经干裂了，可怜的农民们！今天算5月的账，先要算家庭手工学校的账目，然后再算学校的总账目。等瑟斯顿夫人接管财务后，我就可以轻松了。
中午，林弥励请格里希小姐吃中餐，瑟斯顿夫人和我也受到了邀请。饭很简单，但味道很好，尤其是鲱鱼。
下午2时。贝茨、米里亚姆、陶先生、陈牧师和我开会，进一步讨论下学期各个学校面临的问题。我们一致认为，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员和资金同时开办一所男子中学和一所女子中学，相反，我们同意继续保持目前的班级数量。
初一和初二的学生在4或5个教堂中心上课，初一到高二的男生在金陵大学上课，初二到高三的女生在我们学校上课。教材的问题还要研究。
据可靠消息说，上星期六晚上，有两个日本士兵在日本大使馆的晚宴上被毒死。
今晚报纸上没有关于成都的消息。
晚上6时。瑟斯顿夫人请了9位高二的女孩子吃晚饭。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小型晚会，但是，这些女孩子有些沉默寡言。
据证实，15名基督徒被关进了杭州的监狱，其中包括10名优秀的普通信徒、3位牧师和2位老年人。他们要求其他基督徒继续为他们祈祷，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他们的消息。他们入狱的惟一原因是，一个分站的基督徒在受刑时，供出了他们的名字。
6月15日，星期四感谢上帝，下雨了。晚上10时，当我写日记时正下着雨，雨不大，但下个不停。干涸的土地和枯萎的树叶肯定盼望着这场雨。一整天都像是要下雨的样子，但没下，直到晚上才下。
上午，我去美国大使馆取我们于1937年12月2日放在那里的贵重物品，其中包括瑟斯顿夫人结婚用的银器。虽然曾沉入长江底，但银器还没怎么生锈。今天下午，我还归还了佩克先生的美国国旗，这是我在1937年八九月份借来的，它和其他旗帜一样保护了我们和其他美国人的财产。
晚上，袁小姐为薛玉玲（音译）举行了告别晚宴，她明天将和瑟斯顿夫人一起去上海，这是她去秦皇岛漫长旅途中的第一站。
城市以南的地方遭到猛烈轰炸，我听到的一种解释说，游击队离城市只有5里，轰炸是为了把他们赶走。
6月16日，星期五天很凉快，雨也停了。昨天晚上的小雨使树木不再枯萎了，但对于准备浇地种稻子的农民来说这是不够的。
早上7时30分，瑟斯顿夫人和薛小姐离开南京去上海。她们是坐出租车去车站的，一个送信的男孩陪她们去。
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算5月份的账。明天要写一封与此相关的信。
天津和湖南的形势看来很糟，最终会是什么结果呢？在欧洲，波兰边境的形势似乎更糟了。
今天早上，贝茨收到了从成都发来的一封电报，说一个中国人——可能是一位职员被炸死了，陈博士的房子被炸坏了，显然，教室也没有躲过轰炸，但是，学生们将继续上课。
今晚我去伊娃的平房并住在那里，瑟斯顿夫人现在在上海。在和其他85人住在一幢宿舍楼之后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喜欢一个人住，因为，这样太寂寞了。
6月18日，星期天今天早上，凯瑟琳和我又带着初一的女孩子们进行了一次简单的野餐。她们唱着喜欢的歌曲，一直呆到10时。她们也说了一些话，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话。我给她们讲了我们下学期的计划。
今天没有日本人来，事实上，最近几周他们来得很少。
下午2时30分～3时30分的会议结束后，我不想去参加英文礼拜了，而想参加晚上7时30分学生们的礼拜。通过全权负责安排祈祷仪式，学生们在演讲和主持会议的能力方面有了很大进步。她们在与他人合作和制定计划方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
星期一下午5时50分，我要参加南京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的会议。
6月19日，星期一现在是星期一晚上，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在下雨，虽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，但至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
据说有很多人被逮捕了，目的是要抓一个与在日本大使馆投毒案件有关的人。听说大使馆里传出了喊叫声——有人正在被拷打，但是，我无法证实这些传言。
今晚6时30分，我去参加南京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的会议。我们计划今年夏天救济360名营养不良的孩子，除了教育他们外，还要给他们提供足够的食物。我们在邻里之家安排30个孩子。
魏特琳日记1939年（六）（4）
我在伊娃的平房里住得很舒服，但还是觉得离学生太远了。我认为，我更喜欢住在集体宿舍里，尽管那里的生活更艰苦一些。
天津的形势看来很糟，结果会是什么样呢？6月20日，星期二今天下午4时30分，教会联络委员会的15位成员在明德中学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。我们决定了很多事情，其中包括：1 像现在一样，在4个中心的初一和初二年级中继续开设混成班。
2 如果可能的话，改进这种班的设置，从半天上课延长到全天上课。
3 初三年级将包括： （1） 在金陵大学的男生们；（2） 卫理公会教会中心的男女学生们；（3）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生们。
4 高一、高二包括： （1） 在金陵大学的男生们；（2）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生们。
晚上7时30分。我去科妮莉亚家参加为安娜举行的欢送晚会。我们过得非常愉快，这是一次提前举行的送行晚会，我想安娜已经参加了7次这样的晚会了。
6月21日，星期三下午4时。我们举行了教职工会议。这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，需要研究下学期的计划。我们的慈善委员会宣布，这学期募集到的资金约240美元，分发情况如下： 100美元——用于帮助西部贫穷的儿童；100美元——用于帮助南京的贫穷儿童；40美元——用于帮助重庆的孤儿。
晚上7时。我和布兰奇举行了野餐晚宴，参加的有9位客人，他们是杨牧师及夫人、露西·陈、莉迪亚·唐、林弥励、袁张氏、哈丽雅特、凯瑟琳和罗小姐。今天是五月端午节，我们吃了糯米粽子。晚餐很丰盛，有童子鸡、新玉米等等。
6月22日，星期四今天很热，身上黏糊糊的。不管我怎么努力工作，总有做不完的事。
晚上8时。我在美国大使馆吃自助晚餐，这是为米尔斯夫妇举行的告别会，除了格拉斯福特少将外，还有4位来自美国军舰“吕宋号”的军官参加。总的来说，我喜欢这些人，他们看上去很好，但我总希望美国人能更好一些。
上午，钱牧师在教堂的讲话很精彩，他的布道总是很精彩，唱的赞美诗也很动听。
6月23日，星期五从维也纳来的犹太人赫尔·鲍尔（Herr Buer），现在在南京调试钢琴。我们请他清洗、检查我们所有的钢琴，并为我们经常使用的钢琴调音。我们还请他把我们给难民用的钢琴也调好，我们有很多这种钢琴。
6月24日，星期六今天的天气极差，闷热、潮湿，还刮起了大风。在办公室里几乎无法工作，如果把窗户打开，打字机上的纸就会被风刮走，不开窗户又热得要命。
被关进监狱的5个年轻人已经被释放了，我不知道详细情况。我们一个学生的父亲也被释放了。
早上收到了吴博士的一封信，她详细地讲述了6月11日的轰炸。图书馆旁落下了两枚哑弹，这样，我们的人奇迹般地逃过了劫难。
吴博士希望我去上海参加一次会议，但是，下星期有数不清的工作要做。这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周了，我怎么可能去呢？6月25日，星期天晚上下了一夜的暴雨，农民们肯定很高兴。今天早上我们第四次、也是最后一次的野炊早餐在体操房的平台上进行。这20个女孩子是我们实验班学生中最穷的。我对他们所选的《我们的国家在你手中》、《上帝是我们的好朋友》等歌曲很感兴趣。她们都说，她们学习并不努力，但觉得身体越来越健康。
虽然下着雨，下午2时30分，还是来了不少附近的妇女。
下午5时，我们为学生举行了一次特殊的礼拜，这是她们这学期最后一次礼拜。每个班级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喜爱的赞美诗。她们的选择是： 高一、高二： 《请安静，我的灵魂》；初三： 《只因我是你的》；初二： 《日落西方》；初一： 《我们热爱我们的家园》。
礼拜快结束时，这学期加入教会的15位女孩子走到教堂前面，杨牧师单独为她们做了祈祷。
他的祈祷词是曾被钱牧师誉为优秀的布道词： “我不祈祷他们远离世界，我祈祷他们远离邪恶。”他试图让她们明白，当她们暑假期间住在家里的时候，她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。
6月27日，星期二格拉斯福特将军今天来拜访我们，并带来了很受欢迎的礼物——一箱柠檬。他看上去是一个善良、真诚和关心别人的人。
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计划下学期家庭手工学校的课程安排。空气潮湿，很难安心工作。
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： 是否安排去青岛度假。
天津的形势看来更糟了，他们的势力将继续扩张吗？反英情绪会不会增强呢？西方列强会采取什么行动呢？今晚，城市以西似乎有中央政府的飞机活动，可以听到猛烈的防空炮火声。
工作，还是工作，由于工作不停地被打断，所以劳而无功。瑟斯顿夫人开始替我分析账目，对此我很感激。
下午4时30分。我和洛伊丝、凯瑟琳一起去中华中学（这是一所基督教女子学校），开始调查那里的建筑，记下了需要维修的地方。
晚上7时30分。凯瑟琳举行了一次墨西哥式的晚餐会，有14人参加，大多数是商界和外交界人士。她的小狗博茨逗得大家很开心。
可怜的哈丽雅特患了某种肠道疾病。
魏特琳日记1939年（六）（5）
6月28日，星期三又是一天的工作，却没有精力做完该做的事情，哪怕是做完一半。
今天收到上海一位年轻人的来信，他本来答应来南京工作，但又害怕如果来了会被抓壮丁。
晚上，瑟斯顿夫人举行了一次令人非常愉快的晚餐会，参加的有索恩夫妇、斯坦利、史密斯、贝茨和安娜。安娜明天早上将离开南京去度假。我们的话题转到已经谈论了很多次的问题上： 在占领区工作，还是在非占领区工作？当然，每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工作，最缺乏的是可以在两个地方工作的人员。我对那些不敢在占领区工作的人的建议是： 去西部。
6月29日，星期四世界看上去整洁而纯净——至少我们校园在上星期的雨后是这样的。剑兰非常可爱，在我们的大厅和南画室教堂里摆满了大束大束的花。
钱牧师在教堂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告别演讲，我们唱了一首非常适合我们的赞美诗，这首赞美诗就像专门为我们写的一样。
下午4时。初三的学生表演了特殊的节目，好像她们很快就要毕业似的，虽然，我们取消了期终复习和毕业考试。
下午2时。来了一些日本人，包括3名军人和另外4个人。他们希望四处参观一下。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，但他们似乎对我们很了解，尤其是我们的实验班，他们甚至希望参观这些班级。今天几乎没有班级上课，但我还是领他们参观了一堂中文课。他们还问了许多有关学校的问题。
高二的英语俱乐部下午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，她们交给我一份班级年刊。这是她们花了几个小时编辑的，我很喜欢。
晚上，约翰·马吉放映了一些电影——是一些滑稽片。他没有邀请多少人，但房间里挤满了人。
6月30日，星期五就这个季节而言，今天的天气很凉爽。晚上的夜色很美，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夜色，但对许多人来说，这意味着他们将被飞机炸死。
上午9时～12时。召开了本学期的最后一次会议，每个班级都要用20分钟时间，展示她们本学期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。我们是在南礼堂开的会。学生们本来想使用大教堂，但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最好收回学生的一些权力。
晚上，我们在校园的大草坪上聚会，我累得筋疲力尽，不想再思考任何问题。心情也很不好。
魏特琳日记1939年（七）（1）
7月5日，星期三我早晨5时即起床，并理好行装。6时30分，我与瑟斯顿夫人一起吃了早饭，7时动身去下关火车站。我们乘坐两辆汽车，学校送信的魏带着行李乘一辆车，哈丽雅特、李先生和我乘另一辆车。我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城门，只是李先生和魏被迫下车脱帽致敬。我们没费事就买到了三等车票。很高兴我买的是三等票，因为，我们的票是在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几个座位，这比坐二等车厢凉爽多了。米尔斯夫妇坐的就是二等车厢。
我们于下午2时30分安全抵达上海，等了约一个半小时才拿到通过检查的行李。我们乘出租车到了潘亭（Petin）大街7号。一路上并不太累。中国乘客也不像一年前那样，在火车上以及售票处备受欺辱。除了三等票之外，现在还有一二等车票出售，这样三等车厢就不那么拥挤不堪了。从南京到上海的路上，我们看到庄稼长势茂盛，稻田里一片绿油油的。我们目之所及，农田似乎都没有撂荒——农民确实是属于土地的，他们不管国家的政局如何变幻。沿线各车站周围有许多工事，让人感到侵略者是准备在此长期盘踞下去，绝不会轻易撤走的。
7月6日，星期四～7日，星期五这两天我尽忙于琐事，不过，也很高兴和一些朋友聚了聚。
到上海后，我立即设法办理去青岛的上岸许可证，据说这个证件是非有不可的。我到日本领事馆去了三趟，最后又等了两小时，才总算把这个证件办妥。在办证件过程中，我催请一位年轻的日本人是否可以办快一点，不然我就赶不上一次重要的会面了，而他却说： “军务不得草率。”真希望路上需要的全部证件已一应俱全——美国护照、上岸许可证、霍乱疫苗接种证明。倒霉得很，我弄丢了伤寒防疫证明和天花防疫证明，这些证明本可以省去我不少麻烦。我以后再不会这样粗心了。
昨天下午，我们学校的35位校友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驻上海办事处和我聚会，今天下午，又来了1939年毕业的9位学生。我已事先写了信，所以她们知道我来。
7月7日，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两周年的日子，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，但是，仍能看到新增了一些措施，以防止突发事件。一车车的警察在大街上来回穿梭，到处都可见新增的小股警察在小巷里来回巡逻。
星期四晚上，我参加了一次非常愉快的中餐宴会，由丽明夫妇和安娜小姐请客。除我之外，来的客人还有保罗夫妇、马克斯一家、米尔斯夫妇和古尔特夫人，亲爱的黄老太太也来了。
7月8日，星期六～9日，星期天上午9时。我们乘出租车去了码头。我们所乘的船是英国巴特菲尔德斯怀尔（ButterfieldSwire） 航运公司的“森金号”。现在反英情绪高涨，如果我们不能在青岛顺利上岸，也丝毫不会让我感到意外。
旅程舒畅、平静和安适。我和维克·莫西诺西的船舱很舒适，我们懒洋洋的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呼呼大睡。美国军舰“吕宋号”上的杰拉尔德（Gerld）舰长及夫人也在船上，他们非常友好。
今天（星期天）下午2时左右，我们上岸了。因为乘的是英国船，所以我们通过海关时颇费周折，不过还不算太糟糕。下午5时，我们终于安全到达了目的地，总算又安然过了一关。
如果再能这样平安地回到南京，我就更心满意足，感谢上帝保佑了。青岛还是那么可爱，只是不太凉爽。
7月10日，星期一休假的第一天，我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度过的——累得浑身酸软。今天的气氛有些紧张，城里发生了好几起反英抗议活动。一群中国年轻人朝英国商店、银行和办事机构扔石块，到处可见砸得粉碎的玻璃。一些中国的裁缝师傅和农民告诉我们，他们被迫将店里和家中的小伙子送去参加这些抗议活动，而带头的是身穿中式服装的日本年轻人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可以在日本堂而皇之地宣传： “中国群众举行暴力活动反抗外国人，一心要把他们赶出中国，维护东亚的新秩序。”在这里，即汇泉湾的住户已全部断水，不过很快就要向美国和德国的住户重新供水了，但英国的住户没有指望。
7月11日，星期二～8月13日，星期天如果假期里坚持每天写日记的话，那我的毅力是远远不够的，而且，在我看来，这样也太乏味了。
五周的假期一眨眼就过去了。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睡觉，夜里9小时，下午两小时。
每天我最多到海滩上去一次，不过月圆的那一周，我每天都约上几个朋友在月光下游泳，真痛快！只有在此时，我才能忘却中国那些正束手无策遭受日机轰炸的城市。由于日光，我的皮肤晒得黑黝黝的。整整四周时间，青岛炎热而干燥。不过青岛的居民都说，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炎热和干燥，对青岛来说是家常便饭了。实在太热了，不适宜长途旅行或骑车。
在青岛的几星期，我数次与山东内地来的传教士交谈。他们大多数人都告诉我两个情况： 一是人们对基督教的兴趣有所增加； 二是教会主办了一些宗教教育项目。在山东潍县，传教士们正着手一项大规模的培训计划，为当地的教会培训尚未信教的年轻工作人员，而以前这项工作是由官方注册批准的教会中学负责的。星期天上午，传教士们在各乡村的星期天学校集中了约1200名儿童，由正在接受培训的青年教这些孩子。另外，传教士们还面向农村的男女教徒开办了一些机构。为了满足农民教徒的需要，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比以前更重了。
魏特琳日记1939年（七）（2）
看来教徒是不畏艰险的，他们照样穿梭往来于各村之间，自发地用中国乡土小曲简单的调子唱赞美诗和诵读圣经经文。他们乐此不疲，唱得津津有味。
我在青岛期间，许多加拿大传教士从开封来到青岛，这些人是为反英运动所迫而离开他们的岗位的。最初，他们决定坚守岗位，即使他们的佣人被迫离开，他们也要坚持下去，自己做饭、买菜、购物。但是，不久，他们就意识到他们留下来会殃及中国教徒，而且，事实上任何人只要与他们有牵连都会遭殃——卖食品给他们的商人，水果、蔬菜贩子等无不如此。他们离开开封之前，最后一次吁请傀儡政府中的一些中国官员允许他们留下来，但是，得到的答复是爱莫能助，因为，是上级命令驱逐他们的。一位直爽的官员说： “你们能自由离开这里就已经是身在天堂了，而我们是在地狱！只能待在这里受罪，没有一点盼头。”这些加拿大传教士走后，教堂和传教士的住宅被关停或封闭了。我们希望它们被封闭，这总比遭到洗劫要好。程牧师是他们那里一位极好的中国牧师，他住进一所美国人的房子。他在基督教青年会当秘书，每当星期天，他就和为数很少的教徒在青年会聚会。
从青岛回上海的路上，我与一位山西国际传教理事会的传教士长谈，他也是位英国人。他们那里一共有70人，他感到大多数人在山西也迟早会待不下去的。他详细而生动地叙述了一天晚上，那些传教士的房屋被一群中国人拆毁的情形，并说，那些拆房子的中国人看上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愧。
北平的局势越来越糟，日军中的宣传官员正在煽动一种赤裸裸的反英情绪。
我在青岛借居的那户人家里还住着莫德·波尔斯（Mude Powles）， 一位现居日本友人的妹妹，还有从日本来的另外两位年轻人，其中一位是传教士。了解他们的观点是有好处的，但我们在一些时，尽量谈论我们共同的观点。莫德从事的工作非常有意义。她在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熊本，坚持开办一个“慈善区”。她对中国满怀挚爱，她能把许多道理解释给中国人听。她不畏强权，以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反对战争、反对社会上各种罪恶的立场。不过，她好像不了解中国时局的真相，我想，这是因为她通过邮购来得到有关信息的缘故。
我们的房东沃尔特·奥利弗斯（）夫妇，于8月1日又回他们在掖县的机构去了。他们觉得必须始终有外国人坚守在机构里。真不忍心看到他们冒着酷暑回去，连个伙伴也没有。虽然他们是美国人，但谁又知道他们在山东到底还能待多久？8月12日，星期六～13日，星期天8月12日，我乘船从青岛出发，13日回到上海。上海很热，但可能还比不上青岛。
8月16日，星期三下午2时去海关码头接鲁丝·切斯特，她是乘坐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轮船来的。4位学生，确切地说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4位校友，从码头乘小船去接鲁丝，这4位校友弄到了通行证，而我们其余的人只能在码头止步。鲁丝上了岸，随身行李通过了海关检查，然后，我们立刻乘出租车去了照相馆。那家照相馆拍护照上用的照片，立等可取。鲁丝照了像，我们又乘出租车去日本领事馆。当我们到达时正赶在领事馆关门之前。几个星期前，鲁丝在申请来南京的护照时，就已经把照片寄给了美国领事馆，但是，照片转交到日本领事馆后就被弄丢了。
8月17日，星期四下午5时，我去了潘亭大街7号，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吴贻芳博士，这是我21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她。她根本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疲倦。很高兴见到和吴博士一起从香港来的纽夫人。相见后，黄丽明、吴博士与我们聚餐，然后，我们这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同仁倾心交谈，谈得多欢畅啊！我们先谈了学校的事务，又谈了学校未来的发展。
下午6时，八十多位校友聚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简单地吃了晚饭。多好的一次聚会！我们见到了一些已毕业的学生，她们是从非占领区来的，一路上历经种种艰险——飞机日夜轰炸，居民辗转逃难。黄孟姒（1922）从外地来了，她和丈夫以及3个孩子一度随武汉大学撤到四川夹江距乐山10公里。，在那里夫妻俩都病倒了。来聚会的还有其他人，如黄友黻（1922）和任倬（1919），我已有好多年没见到她们了。吴博士作了精彩的发言，其他人向大家表示热情的问候。这真是畅叙友情、欢聚一堂的时刻，我们甚至忘却了残酷的现实。
8月18日，星期五下午7时，吴博士在太阳宾馆设宴款待了一些朋友——黄丽明、鲁丝·切斯特、缪博士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缪镇藩博士。、欧内斯特·杨（Ernest Yng）校长、圣约翰大学的孙主任和我。设宴实际上是为了讨论体育专业出现的一些问题，以及涉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的有关问题。
8月19日，星期六今天，我和鲁丝回南京。凌晨4时30分我即起床，5时吃了早饭，5时30分动身去车站。我已去过美国领事馆办理了星期五上午离开上海的许可证。火车里很热。现在每天有两趟火车去南京，还有“红帽子”帮助拿行李。在南京车站，因为我们的有关证件已过期，我、米里亚姆和她的母亲不得不接种了霍乱疫苗。针头根本没有消毒，我毫不掩饰地说，我们讨厌这种做法，但是，我再争辩也是白费口舌。
魏特琳日记1939年（七）（3）
下午4时，瑟斯顿夫人举办茶会欢迎鲁丝的到来。现在，鲁丝的许多老朋友在南京。
8月20日，星期天～25日，星期五瑟斯顿夫人忙于财务工作。鲁丝忙着整理图书，清理书桌和书架。我忙着开秋季校务会议，还要写信聘请教师。王先生觉得南京的气氛越来越紧张，他担心外国人可能必须撤离南京。
哈丽雅特乘火车从青岛平安地回来了。程夫人正设法弄些秋天必须储备的东西，特别是煤。
仅厨房用煤就得花40美元，而且还限量供应。她买到了6吨无烟煤，今年冬天办公室里能生火取暖了。
8月26日，星期六今天我又要去上海，早晨7时离开下关，12时30分到达上海。沿线各车站周围在建防护墙，墙上有射击孔，“碉堡”好像也越来越多。天气非常热，像是要把人烤焦似的。现在，南京可以在日本人办的旅行社买到车票。我在一个车站看到了几个伤兵。上海站里放着一些脸盆，里面盛着消毒液。我戴着白手套总算不用在那种盆里洗手了，鲁丝也戴着我的一副手套混过来了。
8月28日，星期一～31日，星期四近三年中，我们传教团第一次举行会议。星期一下午，我们22名外籍传教士聚集一堂，这肯定是1936年夏天在牯岭开会以来举行的惟一一次这种类型的会议。星期一晚上是开幕式，欢迎与会的外籍和中国代表及友人，约有六十人参加。真的，此时大家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恩之情。保尔先生和马克斯先生从成都出差回来了，他们两人简短地叙述了他们这次出差的所见所闻，从中我听不出许多从西部回来的人那种千篇一律的乐观论调。
接下来的三天，我们讨论传教士碰到的各种棘手的问题。最让人头痛的是，决定我们今后在中国西部的工作发展计划。目前，我们的雇员有些在卫理公会教会工作，有些在联合传教会工作，还有些在非教会机构中工作。最终的决定是，欢迎所有雇员到东部来，并为那些主要雇员的返程做特别安排，其他人则安排进联合传教机构传播福音、访贫问苦，或是帮助照顾伤兵。我所在的两个小组日程安排得非常满，开完大会之余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小组会。会议闭幕时，我已筋疲力尽了。最后一天晚上，我们举行了同仁晚餐会，约四十人出席，中外代表都有。
9月6日，星期三最近几天大同小异，每天上午都开几次小组会，讨论即将开始的两个教育计划。今天上午，我和严小姐商议怎样安排两幢宿舍楼里的学生宿舍。有些人来访，其中大多数是父母带着女儿来恳求入学或是恳求减免学费的。
机密有个人来我的办公室里见我，见面情形很不寻常，但是，细节我不能透露。来访者是我认识的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。他见没有别人在场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小包，并把它打开。包在外面的白布上用汉字写着7个人的名字，名字下方有7点极小的血迹；包在里面的布上有7个写得大一点的人名，另外一些人名需要用某种化学试剂才能显影。他说，他们这7个人都是秘密工作者，为中央政府搜集情报。他们都同意在南京的各重要机构内任职，这样才能搞到情报。他要我明白，正是为了搞情报他才同意接受目前这一职位的。他为什么这么信任我，并告诉我这些情况？我不得而知，我只希望他不要让太多的人知道这件事。
今天中午，我们正在等凯瑟琳和骆佩芬（1939）时，却收到一封电报，电报中说： “周四独自抵南京”。但愿这并不意味着佩芬决定不来了。
我活得好像做梦一样。当然喽，欧洲还没有开战——千万别开战，千万不能！人们只能撕心裂肺地哭喊，只能向上帝祈祷，此外还能做什么？9月7日，星期四我们没登招生广告，但今天还是有32名女孩子参加入学考试，希望被录取，并安插进可能有空缺的班级里。我和王先生分头面试了每个女孩子，以便选拔和安排学生时尽可能做到各尽其能。除了一两个人以外，其他学生似乎都很好。真希望能把她们都收下来，但是，唉！接收不了。经济状况似乎比去年好得多，大部分面试的女孩子都能付得起学费。
太好了！今晚能开电灯了，这是两个月中的头一次，用电灯就可以节省300美元的油。
太好了！好像我们新的生物老师总算可以从上海过来了。
读上海来的报纸就像做了一场噩梦。当然，一场破坏性的持久战争打不起来了。我的心为英国流血。
9月8日，星期五～9日，星期六130名老生已返校回到实验班，估计还会有10人返校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还收了21名新生，并将其余被录取的学生作为预备生。王先生和陈先生忙着为学生登记，程夫人在和几位请求减免学费的学生谈话，我在安排日程表。凯瑟琳·舒茨和骆小姐（生物教师）今天到了。
林小姐很失望，因为只有不到30名学生登记上家政班。如果，南京其他女子学校没有开学的话，我们本可以收到约80名十几岁的贫困学生，但是，这些中学是免费的，即使是贫困学生，也愿意在家附近走读去上学，而不愿上学制仅一年的家政班，因为，上这个班有时得干些活。她们的这种选择到头来只会是白耗光阴，但是，她们看不到这一点。
星期六晚上，我为实验班的学生举办了聚会，约有400～600人参加。
魏特琳日记1939年（七）（4）
9月14日，星期四今天下午4时15分，我们在南山公寓举行了新学年的第一次教师聚会。我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了几位新教师： 数学教师严小姐、兼职化学教师叶先生、生物教师骆佩芬小姐和金陵大学1934届毕业生、英语教师王邦契（音译）先生。后两位是从上海来的。看来有关上海的神话被打破了。高居不下的物价至少是把王先生赶出了上海。
上海来的日报刊登的欧洲战况越来越令人沮丧，不是炸毁波兰的各大城市，就是炸沉了几艘民用或军用船只。但是，这看起来仍然令人难以置信，仿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1914—1918年恐怖的噩梦又在重演。
9月15日，星期五上个星期热坏了，但今天天气凉爽，需要穿件外套。昨天，瓦尔西·汉辛格·费希尔（Wlthy Hnsinger Fisher） 夫人来我们学校礼拜堂参加祈祷。祈祷结束后，她没有立即回去，而是看望了我们这些同仁，并和我们去实验学校吃了顿中餐。今天，她又来为学生开讲座，介绍甘地的生平及其政治、经济主张，讲座非常有意思。她深入、详细地介绍了甘地的乡村促进运动，其核心为重视纺织技能。
下午4时～6时。盖尔博士举办茶会欢迎费希尔夫人。今年还是第一次举办茶会，因此备受欢迎。茶会结束后，我们约有10人迟迟不走，想多听听甘地乡村办学计划的情况。很晚，程夫人、布兰奇、林弥励和骆佩芬才在400号宿舍楼吃了晚饭，接着又谈论了乡村促进运动和办学的话题，直到停电才结束。我们在考虑安排勤工俭学的学生做些纺棉线和毛线的工作。
艾伦·顾（Ellen Koo） 今天从上海来了，我们非常欢迎这位义务教师。她将住在500号宿舍( 南京大屠杀纪实:魏特琳日记 http://www.xlawen.org/kan/1598/ )